这样批评是不是恰当?

编辑同志:我是北京地质学院做教师团工作的。自从我院院长提出青年教师应向科学进军,争取博士、副博士的号召以后,青年教师们都感到极大的鼓舞,愿意在搞好教学的基础上,努力进修业务,提高科学水平。但是我也同意最近《中国青年》上有些文章所说的,要使青年敢于向科学进军,就必须打破某些清规戒律,无忧无虑。因为从我院的情况来看,直到现在,我们青年团内有些同志,对青年教师钻研科学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鼓励支持仍然是很不够的。他们虽然也知道青年教师钻研业务的热情是好的,但青年们用较多的时间去钻研业务,他们总是看不惯不是怀疑别人钻研业务有个人主义的动机,是从个人名利观点出发,就是深怕别人业务搞多了会影响做社会工作,少参加政治活动;谁坐下来多读点书,少做了些社会工作,就很容易被批评为“个人主义”“不问政治”。我们有些团干部常常觉得,一个青年如果要求进步,政治上很强,就应该多参加政治活动。如果多注意业务,那就是在政治上缺乏进取心,尽管他业务有多好,也值不得表扬。这样,表面上看来,谁也没有说钻研业务不重要,但实际上,在学校中存在着一种“舆论压力”。在这种压力下,许多青年教师怕被扣为“个人主义”“不问政治”因而不敢大胆去研究科学。

举一个最突出的例子:我院结晶学及矿物学教研室讲师於崇文(团员),在钻研业务方面是有显著成绩的。他于1951年从北京大学地质系毕业后不久,就来我院担任讲课工作,先后开出结晶学、矿物学、地球化学三门课程,其中地球化学是一个新的科学部门。在我院甚至是国内还是第一次开设。这门课程的许多新知识他都未曾学过,必须边教边学,此外还要指导十个学生的毕业设计。在教学中他不但积极应用苏联教材,而且能大量阅读苏联的有关图书杂志,吸取科学最新成果,丰富讲课的内容。这样他教学内容就比较充实,具有较高的质量,即使“地球化学”是一们新课,他的教课也保持了一定的水平。

这些成绩的取得,固然是几年来党对他培养的结果,但这也与於崇文自己的刻苦钻研是不可分开的。尽管如此,但我们有些同志却没有充分估计到这一点,鼓励他继续前进,得到更大的提高,相反地,却吧於崇文看做是“极端落后”的人,是“死啃书本,不问政治”的人,几年来他曾作为错误思想的典型,一再受到批判。有些同志认为於崇文钻研业务的劲头是大的,是有成绩的,但他学习科学的动机,是从个人主义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革命的利益出发;所以不但不值得表扬,而且应该受到批评指责。当人们问到:“於崇文钻研业务的个人主义动机,究竟表现在什么地方呢?”我们这些同志却不能具体地回答,只能说:“具体的例子很难讲,动机是不容易表现出来的,反正大家印象中觉得他有这么个动机就是了。”到底有哪些印象呢?直到现在,大家能够肯定举出的,就是於崇文在备课时花很多时间去找苏联的参考材料,旁征博引,想多充实自己的科学知识和提高俄文水平,而写教学提纲的时间却比较少。根据这一点,大家就认为,於崇文对写教学提纲不注意,而对个人的学习提高却抓得紧,岂不是在为将来往上爬、追求名利资本?着不是个人主义的动机是什么?可是,於崇文这样作影响了教学吗?从前面的事实来看,他的教学效果是好的,并没有影响教学。不过,对于这个事实,我们有些同志却有另一个解释:他们说:“於崇文的教学效果是不错的,但主要因为他平常看书多。基础好,聪明,倒并不是因为他在备课上花了多少功夫。”我们曾经找於崇文谈过话,我们了解到,於崇文其所以这样钻研科学,主要推动力也不是什么往上爬,他认为还是为了要搞好教学。他在大学毕业时,苏联专家曾经对他们讲过:“要提高教学质量,必须教师自己从事科学研究。”这句话给他的印象很深,他常常想器这句话,所以对科学研究就特别抓得紧。这就说明:我们有些同志在做工作的时候,不是深入了解情况,而是在一旁胡乱猜疑。死扣动机。

说於崇文这样的青年教师是个人主义,除开上面说的根据以外,也还有别的理由。有些同志就有这样的论调:“看一个人钻研业务是不是个人主义动机,不能孤立看他业务上的成绩,要看他在其他方面表现怎样。如果其他方面表现都不好,钻研业务的动机也就值得怀疑。”这其他方面指什么呢?这就是对政治的态度。这些同志常引用斯大林的一段话,:一个科学工作者同时必须是政治活动家“来评论於崇文。说”於崇文就是没有做政治活动家的强烈愿望的,他只是一位埋头钻自己的业务,对政治活动不太注意,不关心政治,可见他的动机是为个人,“为什么於崇文不关心政治呢?他们的主要根据是:於崇文过去当团支书时在会上发言不积极,掌握群众思想不够;有些教学行政工作做得不好,如象不愿做教研室(要用的)模型,讨论教学法问题发言不大积极,填人事表报送得不快。此外,他对周围同志关心和帮助不够等等。应该承认:於崇文对社会工作是放松了一些,但也不是完全脱离了政治活动的。他啊一贯拥护党,积极学习苏联的先进科学技术,政治学习和社会活动也是经常参加的,这些学习和活动每周约在八小时左右。此外,还兼任了系学术委员会秘书。於崇文主动接触周围的同志不够,这也是事实。但他指导十个学生做毕业设计时,这些学生常常利用他休息时间和他谈话,他总是耐心帮助的;而有些教师向他请教俄文或有关专业问题时,他也是肯给人讲解的。

尽管於崇文在一定程度上参加政治活动,还兼任了行政工作,但我们有些同志对他仍然是不满意的。因为他们一想到青年团员,就觉得应该多担负社会工作,花很多时间去找人谈话(即所谓关心同志)、作一个政治活动家。於崇文既然是个团员,却只看见他注意业务,当然就是一种个人主义表现了。所以他们说,“於崇文业务虽然强,但政治上却不强”;“我们替於崇文背了许多社会工作,却让他去发展个人主义,这太不合算。”有的同志甚至觉得过去几年来党培养於崇文开课和学俄文都做错了,因为这样做,正是助长了他的个人主义。有一位团干部听说领导上表扬於崇文善于学习苏联教材的时候,就赶快向领导提意见,说“提问题要全面些,不能光提优点。你如果表扬他在业务上的成绩,那他就会更加骄傲自满起来,个人主义更会滋长,最好还是多提缺点,使他有所警惕。”当有人说到於崇文利用两年功夫突击俄文,现在能流畅阅读原著,这种学习精神很棵佩服时,有一位同志马上纠正说:“这没什么希奇,他原来在北大念书时,德文英文根底都好,而有外国语基础学俄文就容易得多。”

类似於崇文的情况,在我们学校里不是个别的。比如矿床教研室助教徐国风(党员),在教学工作中是努力的,并指导了七个学生的的毕业设计,不久前他还担任了团总支书记,政治学习小组长,对时事学习也是抓得很紧的;但本学期他担任的有用矿物室内野外研究法的课程任务很重,备课要花出大量的时间,还兼任了教研室秘书、教学小组长、实验室主任三项行政工作,因此课外的政治活动是作得少了一些,这时就有一种意见,认为他“自己的业务抓得紧,行政工作、社会工作都放松了,是从个人利益出发。”岩石教研室助教马大铨(团员),一年多来坚持俄文学习,比其他几位同时学习的教师有成绩,已能看懂书报,别人也就怀疑:“为什么别人工作忙不能坚持,只有他一个人有时间学俄文?言下之意是说,马大铨忽视了政治。在一次会议上竟被批评为单纯技术观点”。由于受到了批评,马大铨就走到另仪极端,以後有三个星期不去听俄文,直到这次院长号召青年教师应当努力进修,他受到鼓舞,才又恢复了俄文的学习。

这种情况虽然学校领导上已开始注意纠正,但直到现在我们有些团干部还是不明确的。比如上面几个例子,目前大家就还存在不同的看法。象於崇文这样情况,是不是该批判他钻研业务是为了个人呢?我们要求青年科学工作者关心政治究竟指的是什么?怎样才能让他们把政治与业务很好结合起来呢?这些问题在过去几年和最近的《中国青年》上虽然也谈到了一些,但我们思想上仍然没有得到一个正确的答案。恳请你们结合这些情况,更深一步地解决这些问题。

敬礼!

陶世龙

原载中国青年杂志199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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