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山风雨怀马師

燕山风雨怀马師1
马杏垣教授(1919.5.25-2001.1.22)在嵩山之巅,1965

    今年5月25日是我的老师马杏垣教授的第87个生日,他离开我们已四年多了。

    我之所以走上从事地质教育的道路,马先生起了决定性作用。

    1948年夏天,我报考北京大学地质系,是在我的父亲指导下确定的。本来我是想从事新闻工作,幻想将来能办出一份比拟邹韬奋《生活》的杂志。父亲是过来人,生怕我像他那样 陷入政治旋涡而不能自拔,要我去学自然科学。他在浙江大学史地系当教授时,得识地质学家叶良辅、朱庭祜等,他很钦佩中国地质学家的学识和才干,因为他们使中国新建的地质学科迅速提高 ,已得到国际学术界所尊重。他认为北大地质系是最有利于我成长为科学家的场所。

    当时我对地质学并无多少了解,但对地理很喜欢,同时对化学的兴趣也很浓郁,父亲说,化学是地质学的重要基础,正好能用上;加上我的童年时代是在山沟里度过的,对爬山涉水不仅不犯难,而且向往李白的“一生好作名山游”,不过不是去寻仙,而是 受到王人路的《中国游记》和上海万竹小学的《全世界的小孩子》的影响。因此在找到北大学生自治会编印的北大介绍,对地质系有更多的了解后,就欣然报考了。虽因同时考上了浙大史地系并有奖学金而又犹豫一番,最后还是北上入学。

    一年级时,只有两门课是地质系自己开的,普通地质学和矿物学,矿物学本来就比较枯燥,只好硬着头皮啃下去;普通地质学有趣,但是听下来比矿物学还乏味。给我们讲课的王烈教授是1909年京师大学堂地质学门第一批招收的三个学生之一,1913年毕业并出国留学,回来后终生从事地质教育,大家都对他很尊敬,但他这时年事已高,使用的教材(Longwell编)是 十多年前编的,讲的又和从教材翻译过来差不多,他是浙江人,还有口音,初次出川的我听起来好多地方不明白,当时也没有中文教材或中文参考书可看,因此有一阵学的如腾云驾雾,更谈不上兴趣了。就有点后悔,想转系。

燕山风雨怀马師2不过没多久王先生因体力不支不能再教学了,改由刚在英国爱丁堡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和参加第18届国际地质大会回来,年方二十九岁的马杏垣副教授任课。这位新来的老师虽然年轻,但同学们早已打听清楚,他是西南联大的高材生, 野外工作能力特别强,在联大当助教时考取英国的奖学金,去到苏格兰的爱丁堡大学当研究生,他的导师Arthur Holmes(通常译为霍尔姆斯)是国际知名的地质学家。他在这次国际地质大会上宣读的就是他的博士论文。在那时,参加这个大会在学术水平上的要求是很高的(上图,1948年,参加第18届国际地质大会的中国代表合影,从左到右依次为苏良赫、黄汲清、孙云铸、马杏垣、阮维周)。当时的北大地质系,可谓大师云集,马先生以后起之秀登上我们的讲堂,足见孙老板(系主任孙云铸)和同事们(许多人是他的师长)对他的信任。因此大家对他充满期望。

    燕山风雨怀马師3果然,他一上课,这门课顿时面目一新,首先他给我们换用了霍尔姆斯的Principles of Physical Geology*普通地质学),1944年才出的第一版,是霍尔姆斯 多年的教学和科学研究的积累,公认的优秀教材,如使用了用同位素确定的地质年代表和介绍了大陆漂移说,在当时都是很难得的。马先生声音洪亮,语言清晰,不是照本宣科,而且结合他亲身经历的许多事例来 解释主要的基本原理,许多内容让我们去自学;霍尔姆斯的教材纲目清楚,内容丰富,叙述生动,文字也好懂,很适合入门者学习。因是新出的,图书室只有几本,大家抢着借阅,幸好很快龙门联合书局出了影印本,虽然不便宜,还算买得起,就买了一本。 结合听课读了以后,许多专业词汇懂得了,别的英文地质学书籍也渐渐能看懂。(右图,1912年参加伦敦地质学会时的霍尔姆斯,据美国地质学会网站Arthur Holmes: An Ingenious Geoscientist

    进了地质学的大门,只感到它的精彩纷陈,像珊瑚虫对生存条件的要求那样苛刻,而它们微细的躯体最后竟能构建出在海洋中与风浪竞夺的礁石,使我在精神上感到震撼。 普通地质学结束时的考试正好有道关于珊瑚的题,我回答的不错,十年后我写了一篇科学小品《珊瑚礁,其源 就出于学生时代的记忆。

    不过地质学的大课堂还是在山野。自然是一本大书,学问要到实际中去求得,我在初中时,读到舒新城先生发表在《少年周报》 创刊号上的“读一本大书”后,就有了这个愿望,现在是马先生带领我去读这本大书了。

    结合普通地质学的学习,马先生带我们这个班出去的第一次野外实习,是在玉泉山,那里本是公园,可惜到后才知到已临时关闭,不能进去了,只好隔墙而望,好在事先有所准备,叶良辅等的《西山地质志中有一个玉泉山的剖面,告诉我们玉泉山下凹的部位有一条断层,比较容易风化,也给泉水创造了流出的通道,此时还有泉水从园内泊泊流出。因此虽然有点扫兴,但还是求证了书本中的一些知识。

    第二次是到南口,一早赶到西直门乘火车至东园下车,那里有一个花岗岩体的露头,因为修路而被剖解出来,可以清楚地看到当初岩浆侵入到那里的沉积岩中,使它们在高温高压的作用下发生变质 的历史记录,北京地区有名的汉白玉,就是这种变质作用的产物。

    在东园观察后,步行到南口,其间经过居庸关、云台,都是有名的古迹,在中学时我读过龚自珍的《说居庸关》 ,这回算是亲历了。一路上还看了多种地质现象,印象最深刻的是岩床和岩墙那里都很多。当然,岩石中存在着火成岩、沉积岩和变质岩这三大类和它们的区别,更是记牢了。

    这次南口之行,当天就回来了。因为那时学校经费很紧,出野外只能是什么时候有了钱就什么时候去。钱也很少,我们那次去是学校买车票,吃的东西是自带食堂的窝头咸菜,同去的老师包括马先生都一样。

    两次出野外显然不能满足教学要求。1949年暑期有了一次机会,到山西大同口泉煤矿,矿上可以解决吃住等问题,时间前后有10天左右,同去的还有上一年级的同学,老师去了好几位,马先生带队。这次我们下坑道体验了采煤的艰辛,观察了含煤地层的特征,马先生指点我们看了在岩层中保存的化石、泥裂等地质历史变化的证据,七八年后我写《时间的脚印》 ,就运用了这些基础知识。

    回北京的途中,在聚乐堡下车,再走一大段路去看火山,它们早已不活动,但火山特征仍很明显,我们还采集了一些火山弹带回系馆陈列,后来我写了不少通俗介绍火山的文章 ,便与这次旅行得到的感受有关,也由于系图书馆有许多介绍火山书籍和资料,都是外文的,一般的图书馆没有这些书,所以我写出来人家觉得新鲜。马先生一路上还拍了不少照片,有的后来用在他编的书和文章中。

    马先生不止是照相,还画素描,画的好极了。工作时画,休息时坐下来也画,大家便围着看他怎样画,翟裕生等好几位同学后来都画的不错,但我始终学不好。

    回北京前,还曾在大同停留,用一天时间去游览了云岗石窟,这一天很放松,没有教学上的要求,不过只要自己注意,仍能学到,譬如云岗所在的位置,是河流形成的阶地,石窟中的白佛最美,是因为他的头部正好是石英沙岩,这种岩石色白而细,抵抗风化的能力比许多岩石强,所以其他佛像轮廓模糊了,他仍能保持清晰。回来后我写了一篇游记《 访云岗》,附有我拍的照片,投给上海的《旅行杂志》 ,发表后得了一笔稿费,他们是上海旅行社办的,有钱,还给得比较多。我喜欢照相,参加了北大摄影学会,刚来北平时许多人南逃,丢下的东西,在东安市场贱卖,我用四个袁大头买得一台120相机,虽不合野外使用,还是带去照了不少。看来我的兴趣爱好和地质学还真能结合,出过几次野外,再也没有转系的念头了。

   燕山风雨怀马師4 回顾起来,一年级这些实习都只能说是观察地质现象的旅行,回来也不要求交报告。到二年级就不同了,古生物学、地史学、岩石学除了有很多室内的观察实验,也要到野外去实习,这 时马先生教的普通地质学已结束,但只要出野外,他多半也去,那时地质系的教师都是能教好几门课,古生物学和岩矿方面的课程差别大一点,各有专长,但在野外做地质调查的工作方法和要求 是相同的,而马先生野外工作能力很强,从他在西南联大当学生和当助教时就被老师和同学注意到了。教他普通地质学和构造地质学等课程的德籍教授米士 (Peter Misch,1909-1987) 是一个非常重视野外工作和要求非常严格的教师,一到星期天就和学生们到昆明郊区去做地质实习,年轻的马杏垣还跟随他到云南许多地区 进行了开拓性的地质调查工作,他们完成了昆明附近1:50,000即五万分之一比例尺的地质填图和编写说明书的工作,还提交了多件其他调查报告。后来他的专业方向也在构造地质学,因此在野外工作上同事们都佩服他,包括他的师长,当然很受同学欢迎。

    在二年级学习期间,结合岩石学的学习张炳禧老师领我们去昌平 ,王嘉荫老师领我们去沟岩;结合地史古生物学的学习王鸿祯老师领我们到唐山赵各庄,做过好几次野外实习,有的马先生和别的老师也一同去。到二年级结束,一些地质工作的基本功会了一些。这时接管后恢复工作的原地质调查所北平分所的所长高平先生,计划在燕山地区开展五万分之一地质填图,也就是区域地质测量工作,苦于人手不够,便想到由他们出经费,委托北大和清华地质系(组)的师生利用暑假来做,对学校来说,当然是好事,因为毕业班要离开,一年级刚入门,任务便落到二、三年级身上。

    任务分配下来,我们二年级承担三河、平谷、镇罗营(主要在密云县)三幅图,十二个学生按四人一组正好分三组,每组一位老师。在带队老师和他承担的图幅确定后,连地形图一起公布出来,让学生自由选择。当时的北大,不仅学生会、讲师助教会 和党团干部是民主选举产生,在这次填图任务的分配上,也体现着民主的精神,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和将来准备发展的方向,作了选择,师生都满意。当时我是想将来要多到野外去,越是没人去过的地方越想去,一看三幅图中镇罗营幅的山最多最高,另两幅平原地区占去了不少面积,这种地方为第四纪沉积物所掩盖,不如在镇罗营这边可以多看些东西,而镇罗营幅的带队老师就是马先生,于是我选择了这一组。这一组 里的学生还有翟裕生、林墨荫和陈云章;陈本比我们高一年级,因去了解放区,进城后复学到了我们班。

    当时我们虽已学了一些地质学基础知识和工作方法,但对填地质图来说,至关重要的构造地质学还没有学,所以实际上这幅图就靠马先生做,当然我们也有作用,每天按他规定的路线,两人一组出去观察,将沿途看到的地质现象记录下来,不仅用文字记录,还 得采集岩石标本,观测和采集的地点都要记载清楚,标本要编上号, 逐个逐日记载,一点也不能错,马先生告诉我们,如果搞不清楚采自何处,或不知道是那个地层中的,就没有价值了。对标本的大小厚薄等规格都有要求,怎样打岩石标本也有示范,让大家在实践中学会。

    麻烦的是,到野外后发现,我们使用的袁世凯时期陆军部绘制的五万分之一地形图很不准确,有些地段根本不能用,幸亏老师们有经验,教过用走步估算出距离,自己按一定的比例尺画出地质草图的方法,这时是天天使用。

    两个人一组,不是两人合做一份记录,马先生要求各自独立提出自己的观察结果和交出自己采集的标本,这样他可以用来比较核对,发现问题就和大家讨论,如是观察不准确或不够,就要重去搜集材料。两个人一组,有出于野外工作安全的考虑,因为我们去的山上常不见人烟;同时也是防止一个人做的出了错难以发现。

    每天早上出发前,马先生结合评判我们头天完成的任务,布置当天的工作。有表扬也有批评,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观察记录一定要一丝不苟,应当多采集标本,多量地层的走向和倾斜的角度 ,并把它们准确地记录下来;做地质工作手脚都要勤,不能偷懒,因为反复做这些观察和记录,久了就容易感到很枯燥,失去耐心,而如马虎一点,别人也不一定能发现 ,但这就隐伏了导致产生错误结论的因素,等到问题暴露再纠正,损失就大了。

    就这样,我们几个人每天得到马先生的耳提面命,背着空包上山,再背着沉重的标本下山,借住在老乡家,同睡一铺坑(有时臭虫太多,找两条板凳当床睡)朝夕相处。 那时整个国家都处于经济困难时期,我们去的山区更苦,一些村子是靠救济过日子。地质调查所为我们准备了面粉、食油以及酱油这些生活用品和简单的医疗保健用品,雇毛驴一站一站驮进山去,同学们分工保管,请老乡给我们做饭,我们看到老乡们不要说吃白面,连窝头也吃不上,不少人是高粱米煮粥加野菜。自己吃着白面大饼心里不安,倒是老乡反过来安慰我们,你们上山辛苦,再说你们是吃白面的肚子,吃我们这个不行。我注意到有一个村子,生活较好,不用国家救济,还有粮食吃,原来这里有一个废弃的钨矿,可以检到一些残留的矿石,拿去收购站卖,就可以买回粮食,在现实中我感受到开发矿产的重要,地质工作确实是有意义的。

    我们五个人中,马先生在北大的地下党公开后,大家知道他是一二.九运动时期的老党员;陈云章是从解放区回来的,也是党员,他还是北大理沙支部(理学院和在沙滩上课的工学院及医学院党员组成的支部)的支部委员,翟裕生和林墨荫都是早 就参加了共产党的地下外围组织,公开后不久就转为北大第一批团员,比起来我是后进的,不过也已在团内担负一定的工作。但我们的生活仍和原来一样,北大还是原来的北大,马先生在系里也并未因是党员而表现出什么特殊。

    也有不同,目标明确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就要开始,正是地质工作者发挥作用的时候。我们没有什么好说的,只有脚踏实地的行动。就这样野外工作做了快两个月, 离结束只有十多天的时候,在翻越一个山丫时,翟裕生突然滑到,本来这不算什么事,不巧他的左臂正碰撞在一块大石上,骨折了,但表面看不出来,他自己将手腕接上按住,大家帮他包扎起来,就这样吊着左臂,忍着疼痛,照样干野外工作,因为此时走掉一个人,两个组只能变成一个组,任务要完不成了。谁知过几天不疼了,拆开绷带一看,手腕没回到原来的位置,而且不能活动了,大家都慌了,决定他马上回去,算是还没耽误,开刀后恢复正常,但落下一个伤痕。

    老翟的受伤倒也没影响士气,因为做地质工作就是准备吃苦的,他这骨折也应能治愈。野外工作终于完成。

    最后的编制地质图和写说明书,都是马先生做的。1950年12月,在中国地质学会第26届年会北京区年会上,马先生扼要介绍了北京五万分之一地质图镇罗营幅的说明,1951年出版的《地质论评》第十六卷第一期上,以《镇罗营幅地质概要 》为题给发表了,作者署名为马杏垣 翟裕生 陶世龙 陈云章 林墨荫,而当时后面四个人都还是学生。

    在三年级时又几次出野外实习,王嘉荫老师带我们去周口店,那次最难忘的收获是采集到大批鱼化石。结合构造地质学的学习马先生又带我们在下花园作过一次实习,这次时间约十天左右,要求又提高了,回校后得自己交一份报告,马先生给了我八十七分,并让装订起来交系图书室收存。现在已想不起具体内容,但和后来地质学院三年级的的学生水平比,肯定是低的, 也许是里面有我自己的看法,而马先生是最鼓励学生独立思考的。由此可以看出马先生是如何不遗余力地提携青年,而希望有人接班,也是我的许多老师的共同愿望。

    然而眼看我就要投入地质工作的实践中时,组织上通知,调我到北京团市委工作。我自己没有犹豫,马先生他们也没有惋惜,因为都觉得这一定是组织上有需要才调。现在可能有人觉得难以理解,但当时就是如此。

    1951年5月我离开北大,虽然还经常回去,但那是去北楼教室听艾思奇讲哲学;我被告诉青年团是个大学校,团干部要有多方面的知识,地质学对我还是有用的,但没想到仅仅 过了一年多,我又回到端王府夹道原来北大工学院所在地,和马先生、翟裕生、林墨荫等老师、同学重聚。

    1952年院系调整,北大,清华,天津大学和唐山工学院的地质系(组)合并成独立的北京地质学院,我奉命参加筹建,当时叫做“归队”,不过我仍是在当“脱产干部”,任临时团总支副书记,翟裕生是书记,因为我的父亲去了台湾,我不能入党,按团章的规定,我只能担任副职,老同学对我很放心,实际上是让我在做。此时我们班的同学已全部毕业,有五人分配到地质学院,加上我,超过全班人数的一半了 ,因陈云章已非正常死亡。林墨荫和我在同一个宿舍住了一段时间,他们都成为助教,一月有三、四十元的收入吧,显得比我“阔”了许多,他送给我一双登山鞋。北大的老师们几乎全部都来了,还有清华大学地质方面的老师和一批毕业生,许多人也是老相识 ,其中在建院初期任临时党支部宣委的曹添,因工作相识相得而成莫逆之交。

    马先生作为党员教授,在临时党委及后来的党委中,长期被选为委员,自然不免要为党内外知识分子说些话,有时很起作用,有时则不然。1954年我从团委转到教务处工作,固由于我的老师时任教务科长 的李文达先生提议,也无疑有马先生的关怀,青年团的工作有年龄的限制,我不能老这样下去。事实上我在团委工作期间,已经在参与教学活动特别是野外实习工作的组织。

    1953年夏天,1952年的专修科到周口店做教学实习,是北京地质学院建校后第一个按新教学计划组织的地质教学实习,马先生负责这项工作,事先组织准备带队教师到周口店做预习,包括杨遵仪、边兆祥、陈光远、邵克忠、彭一民、丁国钰等,杨、边二位都是马先生的老师一辈,陈先生也和马先生差不多,从瑞典留学回来的,但大家都很认真,因为这是一次备课。在野外这个地质学的大课堂中,学无止境,周口店虽早已因发现北京人头骨化石闻名,但这个地区的地质情况在1953年去预习时,仍有许多问题没解决,如有一座山的地质构造很复杂,究竟该怎样认识,老师们见仁见智,各有说法,于是山上山下,反复观察争论,花了大半天时间才统一了认识。当时这座山在地形图上还没有名字,马先生提议命名为蘑菇山。在北京话中“蘑菇”有耗时间的意思。后来马先生又多次带领年轻教师和研究生到周口店实习,把这里建成地质学院的主要实习基地。

    我也参加了为专修科到周口店做教学实习的备课,因为学校任命我担任专修科实习队行政上的领队。从温泉、周口店再到唐山。这些专修科的学生本来也是按本科生考试录取的,但因为当时国家急需地质人材,要求有部分学生改为两年毕业,学校采取了讲清需要,由学生自愿报名的做法,是由我去动员的,因为我懂得地质也比较了解青年,结果是报名的人数超过需要,最后确定九十九人,给他们单独制订教学计划。在地质基础课上他们不比本科生学的少,野外实习也是如此。而由于他们是比同届入学的本科生早进行,就有条件得到更多的教授来上课,一些知名的教授也来带他们的教学实习就显示了这一点。

    事实证明,这个专修科虽只学了两年,但出来的人材质量不亚于本科,这里面就凝聚有我们当年燕山填图经验。这次为写这篇文章,在网上一搜索,发现在九三学社网站对高振西先生的介绍中有这样一句:“1931年,实业部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安排北京大学和燕京大学二校地学系高年级学生高振西、潘钟祥、陈恺、赵金科、熊永先、高平、李连捷生产实习地质填图”九三学社社内英才-两院院士原来 让大学生到燕山实习地质填图并不是我们或高平先生的新创,而是中国地质教育经验的延续。 由此想到,在地质学院建院初期,马先生和我都是学习苏联的实际执行者,其中不少是在走弯路,但对学习地质必须重视野外的实践,必须培养学生到实际中去获取材料动脑筋还能动手动脚的能力,则从未动摇,而如前提到,作为党员教授、党委委员的马先生的话,在一些时候还是有作用的,而且也不是他一个人,他是代表了中国地质教育界许多人的意见。因此在院系调整后的北京地质学院,野外实习始终占有重要的位置,比苏联的时间长,次数多,还建立了永久性的实习基地。更重要的是艰苦朴素求真务实的学风得到承传。

    由于我和马先生在地质教育的理念上是相通的,而北京地质学院1952年一招生是一千二百人,即我们那个班的一百倍!如此庞大的教学工作需要人组织,因此马先生虽然一度叫我到他那个教研室去带过半年构造地质课的实习,但后来再没有要求我回去研究地质。研究如何办好地质教育并组织其实现,成为我的职业, 马先生相当多的精力也用在这上面,直至奉调到国家地震局任副局长为止。因此从1952年到1978年间。我与他可以说是命运与共,休戚相关,只是他的目标大,所受冲击比我更甚,其间甘苦,写起来可以成一本书,不在这里长谈下去了,将来我还会谈的,有些事再不讲,就没有人知道了。

    我找到了地质论评上的《镇罗营幅地质概要 》做成文件发到网上,尽管实际上已没什么用处,但作为记录这段历史,仍是有意义的,特别是五个人中,现在仅我和翟裕生还在了,林墨荫在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文革中含冤而死。 北大物理系的老同学刘光鼎先生在《追忆地质学家林墨荫同志》中有详细的记述。 比起来马先生和我都算幸运的

    马先生出生在吉林长春,九·一八事变后刚从小学毕业的他,便不得不流亡到关内,展转求学,最后在重庆的南开中学毕业,其间他参加了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曾卧轨拦截火车到南京请愿,1938年5月在重庆参加了中共南方局领导的地下党组织。可是就这样一位从热血青年成长起来的共产党员, 一有运动来却少不了做“资产阶级思想根源深远,贻害万千。”之类的检查;1957年鸣放时亏得他出了野外,逃过了这一劫。曹添也是因在野外而无恙。及至文革,我们三人成了地院三个知名的“漏网大右派”。究竟“右”在那里?我也搞不清,而认为我是漏网之鱼的早就大有人在。倒也不奇怪,1957年我响应号召提过意见,第一条是应将地质勘探学院中的勘探二字去掉,恢复理科性的地质学专业 ,仅凭这一条在清华大学就足够右派资格。因为那里有个钱伟长主张理工合校,但地质学院没有,这里关注的是其他生活福利的问题,而我不把这些问题当成大事,没有介入,结果是我的意见还被正式上报,地质勘探学院中的勘探二字,真的去掉了。我讲这些,是想以此说明,什么是“右”?其实并无确定的标准,当然也可以说有,那就是只能上面说什么就听什么,容不得你有自己的思想,偏偏这些人把地质学中讲求实际,有独立思考的精神应用到现实生活中,这就注定脱不掉资产阶级的帽子。

    这次为了写出本文,查了一下米士的资料,见到其中有李文达老师根据米士的朋友和学生提供的资料写出的介绍:

   “彼得(Peter,米士的名字)对他的学生要求很严,但他把他自己和自己的时间慷慨地贡献给学生。早在他在中国的年代,当他在野外教学生如何填图时,他几乎把所有的星期天都花在与学生一起在昆明市的边远郊区。他要求学生观察和描述每一个露头,对一些复杂现象进行辩。他似乎是一个实证主义者,实践的原理、实践实验和反馈原理是他的工作假设。

    他和他年轻的中国助手一起带领大学生参加野外实习。在日本人入侵的那些日子里,中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彼得和他的学生在野外经历了各种艰难困苦,他们睡在农民的小茅草房或已经部分毁坏的破旧房屋中,他们吃的是白水煮面,很少能吃到油煎鸡蛋。彼得从未抱怨过他的这种艰苦生活。他乐观活跃,经常和他的学生开玩笑,因而能在学生中造成一种欢乐而朝气蓬勃的气氛。

    彼得在华盛顿大学授课时,要求他的研究生每周准备一篇论文。如果学生没有很好地准备,在每周论文交流会上,会受到严厉批评。彼得会仔细检查学生的薄片,提出问题,以肯定你没有遗漏任何重要的矿物和构造。对论文的章节逐字编辑审查。他灌输了思想和写发上的严谨作风,的确教出了一代英文写作明确、简洁、组织很好的研究生。”

    也许有人会问,纪念马先生,为什么抄录了这么多介绍米士的文字?然而你看了后,不觉得这正是马先生的写照么。特别在当前,不是正中中国学界的时弊么!

    在燕山中,当风云起处,眼看着急雨飘摇,有时正向你所在的位置扑来,而环顾四方,只见裸露的山崖,无处可藏,只能让那狂暴的雨洗刷我们身上的灰尘。但是燕山的风雨多是为时不长,雨过天青,而我们所经历的无形的人间风雨,却似乎绵绵无尽。1978年马先生离开了地院,一般看来那是升官了,但我深知他的内心实包含着悲凉。因为1969年北京地质学院仓促外迁,马先生和我都是反对的。我们痛惜的是从1916年开始,积数十年经验建设起来的这个地质教育基地的丧失,但当时无力阻止,只是在文革后科学的春天到来时,才又致力于北京地质学院的恢复,马先生还有郝诒纯先生,因不仅仅是科学家,还有政治活动的经历,在其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可是就在北京地质学院校园能够保留下来建立研究生部之际,马先生不得不离开地质学院。的确,当官比当教授更有权势,能得到人趋奉,但马先生并不在意这些东西,反而感到是一种累赘。大抵决心学地质时,没有想到要当官,想当官的人也不会来学地质,马先生就是一个。

    不过事情也在人为,地震局也有有利条件,马先生去那里后,吸引和延揽了不少人才,使它的地球科学研究成为一方重镇。

    马先生学术上的成就许多人都看到了,我感到更应该看到的,他是在怎样的条件下取得了成就。

    地质学是一门探索自然的科学,认识没有止境,马先生的学术成果,还会有发展,或许会有修正,但马先生在这个年代留下的独立思考的精神和求真务实的作风,是永远的财富。虽然这是要付出代价的 。在马先生的身上我看到了屈原所赞颂的:

“阽余身于危死兮,览余初其尤未悔!”即以此为本文的结束,并以此自勉。

陶世龙于加拿大之FREDERICTON,2005/05/25动笔,27日完成


*霍尔姆斯的普通地质学第一版1944年由爱丁堡的Thomas Nelson & Sons 出版;次年复由纽约的Ronald 出版社印行。1965年,霍尔姆斯去世前几个月,Ronald press 出了第二版。
1978年由他续弦的妻子(他的第一位妻子Maggie于1938年去世),也是地质学家的Doris L. Holmes修订,由Thomas Nelson 出了第三版,编者是两人共同署名,书名改为Holmes Principles of Physical Geology

1993年10月,Donald Duff, 修订的Holmes’ Principles of Physical Geology由Nelson Thornes 出版公司出了第4版 ISBN: 0748743812。次年复为纽约Chapman & Hall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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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名湖水润沙滩

本文系2005年2月16日首发于五柳村在加拿大博客空间建立的【满天风雨看潮生】,网址是http://blog.bcchinese.net/sltao/archive/2005/02/16/10481.aspx (原件已消失,仅显示在谷歌搜索的结果中。)现在发出的是香港文艺出版社2009年10月1日出版的《魂萦未名湖》未删节本扫描图片。

未名湖水润沙滩未名湖水润沙滩2未名湖水润沙滩3未名湖水润沙滩4

偏闯鲤鱼洲

明知山有虎,偏闯鲤鱼洲。

这是三十年前的往事了。*

1970年2月5日,春节的前一天。我正在北京地质学院(以下简称地院)设在江西省峡江县龙陂的五七干校赶盖茅草棚。

我们是头年11月至12月间匆忙来到龙陂的。据说苏联就要打过来了,不能让我们成为导弹的目标,是林副统帅发出的紧急号令,进驻地院以空军学院的人员为主体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雷厉风行,他们认定该去干校的七百多人,不到三个月全都走光了。这些人大部分是全家一锅端,老的小的概不例外,许多人没离开过北京,现在说走就走,拉家带口够困难的,苦苦哀求晚一点走,但躲过了初一躲不过十五,最后一批在年底也出来了。

我虽然也有家,但父亲孤身独处台北,已多年没有音信;1956年迁到北京与我同住的母亲,因划过地主成分,虽摘了帽子,据说是农民有意见,五年前已奉命又回到老家农村(谢天谢地,亏得回去了,老家的农民对她不错,文革中没受折磨,现在又回到北京居住了,已过了九十一岁生日)妻子德坚在清华大学是被管制起来的;大女儿几个月前刚刚十五岁就去了北大荒,是我和她妹妹去送的行,几辆大客车把她们带走,都是十几岁的孩子,一面敲锣打鼓戴红花,一面听到的是号啕大哭,有的老太太晕倒了;她妹妹是个坚强的孩子,开头还忍着,车一开就忍不住了,哭着去追车,叫姐姐。那里追得上呢。我则很冷静,没有流泪,还感到有点庆幸,因为她到的是建设兵团,至少有饭吃,又是同学们一起去,互相还能有所照应,象我和她妈妈这样的身份,能让她去就是照顾了,和我一起关在牛棚的一个老朋友告诉我,他的女儿是写了血书才被批准到这个兵团的,因为他是“摘帽右派”。这上山下乡的去处有好有坏,有更差的比着,会使你总觉得自己算是不错了。我们的老祖宗创造的人分九等的等级制,真不失为高明的治国之术,人们为了保住现在这个位置不往下掉,自然得老实听命,天下自然也就太平了,这是我后来渐渐悟出来的。

话说回来,当时我过去发表的文章已判定为有影射攻击之罪,属于敌人是无疑了,应该感谢派在连队的军宣队员老甘,一个月内将我连降三级,从敌我矛盾降到 “拉入人民内部矛盾”(老甘也是学生出身,四川人,50年代初参加的军事干部学校,我好几次感到他是有心维护。他没有和我一起去干校,後来也没再见到他。听别人说回了空军学院并被打发到他们的干校去了),但实际上我还是低人一等的贱民,对此我有自知之明,叫走就走,好在家里的书已大批卖掉,剩下没多少东西,将自己用的衣物还有些破烂装满了一箱子,自己用小车拉去学校集中,悄悄就走了。这箱子是学校临时用木板订成的,很粗糙,但容积不小,我没那麽多东西装,而装不满在运输过程中是容易破损的,所以只好装些破烂。(我自己只有一个很小的破旧木箱,是德坚祖母的陪嫁,抄家的红卫兵都看不上眼。)

这龙陂,名字好听,山上林木茂密,一条小溪在此发源流出。水很清,见到这一切马上使我想起我祖屋的山林,大概当时是以为这些出身不好的知识分子吃不得苦,到了这山沟就只好低头认罪,否则休想回去。殊不知我倒是真的有了归居田园的感觉与愿望。我想,要是我能和别人一样,把德坚也办到我们干校来,将来别人都回去了,剩我们留在这里长住下去也很好,只要她在我身边,什么我都不在乎。但是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在清华,她是新来的掌权者迟群等人的头号打击对象,要拿她当反面教员,教员怎么能走呢,很可能因为这个需要才没送她去监狱。这时她已被押送到清华在鲤鱼洲办的五七干校,其实也是一个农场。检查她的往来信件是公开的秘密,我没那么傻,写信简单几句,能表示我这个人还活着而且活得很好就行,别的都不多说。她也是一样,究竟何时能再见,想不出。

说来也奇怪,人到这境地,头脑里空荡荡地倒没有什么烦恼,这也许是生物使自己能活下去的一种本能吧。但在黑洞洞的脑子里仍剩有一丝希望的微光,这就是什么时候能和我的亲人见上一面。

意想不到的是,就在2月5日中午,突然向我们宣布,春节照常放假。说周恩来总理有电话来,他关怀这些下放的干部,春节还是要让他们休息团聚。

本来大家都没有打算放假了,放假也没地方去;那些全家来的人,因为房子太少,不能住在一起,男女分别住在男生和女生的集体宿舍,棚子要能早点盖成,尽管一户只能有一间,好歹全家人总算能在一起。因此对放不放假无所谓,通知下来并没有引起欢欣鼓舞的效果,但在北京还有个周总理还在想着我们,也总带来一丝温暖。我在当时想的很简单,一个念头上来就是要去看德坚,我到干校后就在这里买了一幅很大的江西省地图,鲤鱼洲在这大图上也没有名字,但在南昌东边的鄱阳湖边没错,清华、北大还有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直属机关的干校都在那里,特别是清华、北大两校是8341部队在管的样板,全国的典范。到南昌一定能打听到。从我们的干校走出山口,约八公里路,就是赣江边上的一个有多年历史的码头仁和,从这里上船可以到清江,历史上有名的樟树镇,在那里坐火车就可以到南昌了。下午还有一班船,可以赶上。想到这里我就去找排长王宗兴请假,他原先是码头工人,在工农速成中学毕业后又进入地院,毕业后留校在科学研究科工作,象他这样地道的工人阶级,在大学中是不多的,这时宣传队用他来管我们,他一向也以自己是工人出身而自视甚高,对知识分子不免有点看法,但他忘了自己也已被知识这个染缸染上了一层可以被视为异类的油彩,这在后来抓516分子的时候就显示出来了,他也成为被清查的对象,失去了上面对他的信任和那一点微薄的权力,不过在我找他的时候,他是有一点权的,有他一句话就行了。终究仍不失工人阶级朴实的本色,我一说,马上爽快地答应了。

得了令箭,马上动身,赶到仁和,等了一阵船才到,一路顺当,当夜到了南昌。在南昌码头边找了个小店住下,马上就去码头打听有没有去鲤鱼洲的船,这才知道,到鲤鱼洲有船但很少开,这几天没有,只能乘船到滁槎这个地方换乘汽车。滁槎就滁槎,到了再说,当即买下明天最早一班去滁槎的船票,心里踏实下来,这夜睡的安稳,第二天一早五点钟就去上了船,大约上午九点到了滁槎。一打听,这里是有路通清华农场,但没有班车,清华自己有时有车开来开去,这天是农历大年初一,那会有车。没有车那就靠两条腿,经过地质工作职业训练的我,走路是不难的。只是走来走去,按地图的比例尺估算早该到了,却仍不见人烟,(后来我发现这地图是不准确的,有些划在地图上的公路实际上不存在)方向对不对也难得碰到人问,好在这路只有一条,往前走就是了。后来我想,这里的确是圈人的好地方,犯人想逃走只有这一条路,周边也没有老百姓居住,无人给你掩护。

走了约五个小时,终于见到房子,后来才知这叫天子庙,有小店,那些还有点自由的清华人常来买点东西,德坚是连这点自由都没有的。这天没有几个人,但有幸碰到一位医生,听说我找陶德坚,便说我知道,并愿带我去,走了不到一小时就见到一排排平房,医生说这就是土建系的地方,我谢了他,表示我可以自己去了,我怕他走近了,被土建系的人认出来向上报告,他就要吃亏。

到了德坚她们的住地,稍一问就找到了她的宿舍,见到时她和别的人都是各自坐在自己的床边,现在想不起她们在做什么事,她们也放假,大概在这些事情上迟群也不得不听周恩来的。她一见我,先是惊讶,后是喜悦,随即带我到外边去说话。隔墙有耳,何况这里根本没有墙,我们不谈政治,只谈了些别后的情况,这些事后来她写进了回忆录《各自东西》这一节中,当时她没有有这样详细的告诉我,许多苦水她自己吞了,没对我说。只是说小妹已安排好了,和她的一个老同学住一起,再有半年就可从清华大学附中毕业了,毕业后总会有个安排,比跟着我们到干校会好些。我们的小女儿从小自立意识就很强,现在久已无法对她照顾,也相信她自己能照顾好自己,而且比起她姐姐,还算幸运一些。这时鲤鱼洲微有阳光,我们互相靠着还有点暖洋洋的,而我们的大女儿此刻正在北大荒的冰天雪地之中,她现在怎么样呢?我们想象不出来,只是想到那么多同学都在那里,别人能过,她也过得去的。

也问到各自干校的情况,当然还是不谈政治,她这里别的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事,就是这血吸虫病要防。比起来地院的宣传队还算有点良心,动员时特别讲了龙陂那里没有血吸虫病,确是如此,在河流上源的丘陵区,传播血吸虫病的钉螺,一般是不繁殖的,而象鲤鱼洲这种淤积的湖滨平原,是钉螺最好的繁殖场所。这一点迟群等人不会不知道,因为他们都是紧跟伟大领袖的,“万户萧疏鬼唱歌”这写血吸虫病所造成的凄惨景象的诗句,他们应该读过。当然,那时我们并不去谈这些,只是互相都提醒要自己多照顾自己,在那时,我们不靠自己照顾自己,靠谁呢。

说一阵话,才发现,从早上出来,吃了船上供应的一点饭后,还没有再吃饭。德坚去食堂买回饭来给我吃,这天算赶上过年,还有一点肉。吃完饭去看了刚运来的东西,她把我们仅有的一点家当都运来了。再回到宿舍,他们这个连队的头头就找我去了。在所谓连部,头头问,一些人就起哄助威,问来问去,无非是为什么到这里来,我的答案自然也很简单,问不出什么结果。最后只好说我们这里是战备的场所,外人不能进来,必须马上离开。这时已近黄昏,德坚进来说,现在你们让他上那里去,这农场附近没有店可住。这些人那里会管这些。

我想,见到德坚就够了,我已向他们宣示,在精神上我和德坚永远是在一起的,无论你们挟有多大的权势我也不在乎;而且就算是你这里是天子脚下的禁脔,我也闯进来了,怎么样!

怎样走,我想到刚运来的自行车,反正德坚在这里无法利用,不如就此骑走,在我那边还用得上(以后只要有假日,我就骑车出去一二百公里,到县城或小镇,喝碗米酒吃点鱼肉。以至我的好吃闻名。王子贤君不嫌弃,常与我结伴同行)。于是两个人取出车打上气,在昏暗的夜色中,我离开了鲤鱼洲。我和德坚没有再说什么话。此时无声胜有声。

这车骑起来还很轻快,只是骑出去很远了还不见有灯光,渐渐已来到可以通航的赣江支流,在暗夜中河流的表面显露出白色,开头我还以为到了宽阔的马路,于是向它骑去,幸亏这河有很宽的护堤,坡度也较小,这辆车又没有煞车的装置,刚下护堤就倒下了,没有受伤,而且使我看清了前面原来是河流,堤上才是马路。能把堤与河流分清了,我心里就有了底,也不再赶时间,即使无店可住,慢慢沿着这大堤骑去,明天一早也能到达南昌。

骑到晚上十一点钟左右,总算出现一家鸡毛店,那时这也是国营的,要登记,好在我带有证件,这时干部下放来江西的很多,他们对我这样的人大概已司空见惯,没有什么麻烦就住下了。第二天一早出发。仅用一个多小时就到了南昌,在车站我想到把车交火车托运到清江,到那里换船,没想到托运需要行车执照,这执照还在德坚那里,匆忙中没想到这一点。我拿出北京地质学院的工作证,说明是匆促搬来没带上执照,请他通融办理,结果是准许我托运。在地方上,我感到许多人对我们这些下放者是同情的,特别是农民。整人最凶的,其实主要是一些也是知识分子却垄断了工人阶级称号的人。

在清江换船比火车还顺利,当天下午就回到干校。

回来后对连长排长指导员等等领导说了一遍我的遭遇,他们其实也是地院原来的干部,大多也是上面认为并不那么需要的人才来的干校,都没说什么;对清华的事他们这时是敬而远之,几年后是不直于清华迟群等人的作为,而对我明显的支持,因为象批林批孔批邓向江青写效忠信这些迟群在清华导演的丑剧闹剧,清华以外的人大多已看清,而清华园内的演出仍是火热,就如这次去鲤鱼洲,看到那一屋子如临大敌,声嘶力竭的人们,心里实为他们悲哀,也许他们以为今天阶级敌人闯来了,正好是在火线上表现立功的好机会。殊不知他们其实也比我的处境好不了多少。建筑系那些蓄意整德坚的人我都认识,但这些人大多是不会到鲤鱼洲来的,他们很能适应环境,迟群也需要他们。所以这次我看到的都是新面孔,不知道他们是谁,再见到也认不出了,但我永远记得这个场面。

对于这些往事,大概许多人不愿再想起了,就是我写起来也难过,我是个不轻易流泪的人 ,甚至在屈辱中对那些闹剧还抱着轻蔑的态度,为此多挨了些打,但是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泪下不止一次。我想再写下去可能伤生,但是我还会写的,因为正如西方一句谚语所说“Those who cannot remember the past are condemned to repeat —Iris Chang, Rape of Nanking”。忘记了历史,必将遭受历史重演的惩罚。我自己要写,我也希望能写的都写一点,让自己也让别人不忘过去。

历史的恩怨是不要追究了,但如温济泽前辈所说:对反右运动”以及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为什么会发生在中国?除了政治体制上的问题,许多参与其中的人又在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当真理接受着实践的检验,我们的民族性又该受到怎样的检验呢?我们都应从这个角度去反思。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如钱锺书先生所指出,那些越是应当“记愧”的人,他们很可能既不记忆在心,也无愧怍于心。我还想加上一条,有的人还在大言不惭,欺世盗名。如能看看别人的回忆,看看别人当时是什么处境,自己又是如何得意,从而引发自己身上人类的良知,也是好的。


*本文是2000年写的,就今年来说已是49年前。写出后即发在五柳村,随即有人转发,本来多处可见,现在内地很难看到了。现据2002年4月9日保存的文本重新发布。——作者,2019年2月5日。

【乡音】四川安岳石窟佛像遭“毁灭式”修复

你们考虑过佛祖的感受吗四川安岳石窟佛像遭“毁灭式”修复

2018-08-12 23:06

近日,网友在微博发出四川安岳石窟造像的佛像重修前后对比图,一尊佛像被“用彩漆翻新了”。

接连几日,四川摩崖造像部分修复图又在网上公布,原本古朴端庄、精妙绝伦的佛龛造像被彩漆涂得大红大绿,如同“面塑”。

安岳石窟佛像遭“毁灭式”修复1

事件引发网友关注。网民纷纷表示,“历史沉淀感荡漾无存”,“好好的古迹被弄成庙会一样”,“没办法,现在佛像也商业化了”。

据介绍,安岳石窟是目前中国已知的古代佛教造像遗址最集中的所在,已发现历代石窟造像218处(截至2000年5月),造像10万余尊,尤以唐代造像的宏伟和两宋造像的精美著称于世,具有上承云冈、龙门,下启大足石刻的地位。

8月5日,安岳县文物管理局发布了峰门寺摩崖造像被重绘的情况说明,称1995年6月,当地群众自发捐资,对境内峰门寺进行培修,修建了保护房30余平方米。由于缺乏文物保护意识,群众聘请工匠对龛内造像进行重绘。

安岳石窟佛像遭“毁灭式”修复2

时任县文物管理所所长知晓后,赶赴现场予以制止。发现主尊造像已被重绘,其余造像未被重绘,至今仍保持原貌。

据说明文件,峰门寺在1951年土改时期,庙宇被拆除。

但对于官方的说法,民众并不认可。“文物的修复及保护方案都是要经过文物局的审批的!这种修复他会不知情?”

一位重庆市长寿区网友说,在红朝,他们能把维纳斯的手给你装回去,比萨斜塔能给你撸直了。

根据网友相继发布的图片,安岳摩崖多处造像被妆彩修复、水泥修复。

安岳净慧岩造像,有龛窟18个,造像82尊,碑刻题记11通。一尊特别精美的南宋时期1.2米高的数珠手观音像,大约在1999年左右被全部用油漆妆彩,很多龛内的题记等全部磨光。

安岳石窟佛像遭“毁灭式”修复3

“早期妆彩损失很大,这些年文物局也在破坏文物,他们为了评省级保护单位,在很多风化造型脸上弄上水泥,弄得四不像……”

安岳玄妙观11号龛老君龛被妆彩;安岳毗卢洞南宋紫竹观音右手在70年代的运动中被毁,后用水泥做了一个。

网友还披露,四川乐至县马锣困佛寺,雕刻于唐末宋初的摩崖造像“释迦涅盘圣迹图”,民间俗称“卧佛”或“睡佛”,也被彩妆“重塑金身”。

安岳石窟佛像遭“毁灭式”修复4

一尊宋代的水月观音摩崖造像,被用彩漆翻新,还用水泥修了座庙。此外,四川还有许多默默无闻的摩崖造像*,几乎没有得到任何保护。


*摩崖造像在我出生的郭家沟祖屋附近就有三处,一在祖屋对面的白云山峭壁上,高一二十米,顶上建有宝相寺,民国时和尚不多了,用于收容孤儿。

从祖屋去宝相寺需缘山攀援,路过小块平地,石壁上有三尊摩崖造像据云是佛过去、未来和现在的化身,此处被称为“三佛崖”;秋收后乡民在此演傀儡戏,因场地小,无法演大戏,但在乡间,傀儡戏亦不多有,儿时曾往覌犹有记忆。三佛崖一带为我家祖业,先曾祖及我的伯父合葬于此,伯父为先曾祖所钟爱,不幸染急病猝亡,年仅十二三,同年先曾祖亦逝,因父亲及叔父均长年在外,余稍长即奉命在除夕前及清明节前往扫墓多年。那里有我家一户佃客,耕种附近的土地和看护墓园和山林,都是山坡地,没有水田不种稻,故也没有收过租谷,大概也就象征性交点其他农产品,也许就是用看护墓园抵消,他们和我家是几代人的关系了。

再一处摩崖造像是在我翻山进城上学下坡的路边,是一尊大佛,建有一寺俗称大佛寺,本名倒不为人知了。抗日战争中因日寇猛烈轰炸重庆、成都而安岳正在从重庆去成都的航线上,常有敌机飞过,警报频发,故安岳县政府一度迁到大佛寺办公。其后日寇势衰,特别是陈纳德飞虎队出现后,空袭警报少了,县政府也搬回原址了。

因这条消息打开了记忆的闸门,赶快随手记了下来。

陶世龙,2018年8月13日。

我们的结婚照

我们的结婚照

这 是我们的结婚照,1953年10月拍摄。其实我们是1953年4月30日就登记结婚了,在北京市西四区人民政府,德坚从天津来,去到 登记处是下午已快下 班的时候。在那里遇见张治公和杨联馥,他们也来登记。张是我在团市委工作时的顶头上司,大学委员会副书记,不过此时已到别处工作了。四十多年后我和他们夫 妇再相遇,得知他的遭遇比我还坎坷,曾因“右倾”降了三极发配到外地,但好歹两人均健在,落实政策后在天津安度晚年也不错。而德坚已离开人间已九年了,想 起来一切都仍如在昨日。

那时的五一节,要在天安前接受检阅,学校是游行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在北京地质学院 时任团委副书记,要负责学生游行队伍的组织,所以德坚来了也没时间 陪,而那年也巧,她们天津大学也有一部分人来北京参加游行接受检阅,而且正好借住在北京地质学院,所以五一那天,我们很方便地到各自的队伍去参加游行。下 午三、四点才回到端王府夹道,地质学院分配给我们一间几平方米大的小屋。在那时能有这样一间屋也不错了。

五一晚上,有游园活动,大学生被安排在天安门广场,是有组织去的,按学校分别围成圈子,在中间表演游艺节目,主要是学生自己表演,间或也有专业的文工团来演出。按说我也应该去担一定的责任,因知道我结婚,就免了我这项任务,有团委书记刘普崙顶着,我也就能放松一下。

当 时大家经济条件都不宽裕,结婚不讲究,也有邀请亲朋好友聚会一下的,一般是茶点相待,花费不是很大。在北京我们都没有家人,朋友是有一批,但都是工作学 习上的关系,不能分亲疏,那时在干部中私人交往还是个忌讳。我想到我在做青年团工作,当时团中央提出,青年团的干部应当做青年的朋友,我是真心去这样做 的,地院的青年都应是我的朋友,怎么办呢?我想到晚上的联欢会,何不到那里,借这次联欢作为我们的婚礼呢。和德坚一商量,她也同意。于是我们买了一大包糖 果,晚上去到联欢场所,向大家宣布我们结婚了,并把糖果洒开,大家抢着接下分享,刘普崙同志和大家都向我们祝福。老刘岁数不大,但是从延安出来的老干部, 和我合作得很好,这次结婚我事先没通知几个人,他知道,他送了我们一套茶具,是我收下的唯一一件结婚礼物。

和大家一起联欢过了一些时候,我们提前离开回家,算是有了自己的二人世界,但第二天她就回天津上课去了,因此结婚相也没来得及照。等到她办完毕业手续来到清华大学报到稳定下来后,才补照了一张,也就是普通四寸,不过是布纹纸印的,在那时也算可以了。

这张照片就是本文前面那张,在文革中因抄了几次家丢了,但我妹妹那里还保存有,并且是完好的,是我的不多的老照片中比较清楚的一张。听说现在照结婚相要几千上万元,当然精美得多,但我始终觉得我们的结婚照是最美的。

陶世龙,2006年5月1日于加拿大之Fredericton.